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超乎想象:两弹一星元勋背后的艰辛故事

发布时间:2021-09-27

  在那段艰难的岁月中,正是这群最可爱的人将青春和生命献给科研,才有了国家的富强以及我们此时此刻和平安逸的生活......

  让我们记住这些名字,他们是“两弹一星”功勋奖章获得者于敏、王大珩、王希季、朱光亚、孙家栋、任新民、吴自良、陈芳允、陈能宽、杨嘉墀、周光召、钱学森、屠守锷、黄纬禄、程开甲、彭桓武,以及被追授勋章的王淦昌、邓稼先、赵九章、姚桐斌、赵忠尧、钱骥、钱三强、郭永怀。

  1950年11月30日,美国总统杜鲁门在白宫记者会上曾公开表示:「如果中国志愿军越过三八线,美国可能考虑对中国使用。」

  联合国军司令麦克阿瑟提交了一个方案,即用15-30颗在中朝边境炸出一个原子辐射区域。

  到了1952年12月,时任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去南朝鲜访问,许多军官向他建议:「应考虑使用小型和核大炮,封锁中国大陆和中国东北基地。」

  核讹诈下的新中国,是在破烂摊子上建立起来,别说核武器,连制造常规武器的国防工业水平都很落后。

  元帅说,建国以后,当我们还在医治战争创伤的时候,世界上一些大国已经实现了现代化,进入了所谓「原子时代」和「喷气时代」。

  1954年,他去了有「中国军工基地」之称的昆明和重庆,只看到重庆有一些破窑洞,谈不上什么军工厂,昆明有光学仪器工厂,也只能做低倍望远镜,连瞄准镜都生产不了。

  就是在如此严峻情形下,钱三强夫妇带着尚在襁褓中的儿女,回到了阔别11年的祖国。

  不过,我们更加清楚的是:虽然科学没有国界,科学家却是有祖国的。正因为祖国贫穷落后,才更需要科学工作者努力去改变她的面貌。

  我们当年背井离乡、远涉重洋,到欧洲留学,目的就是为了学到现今的科学技术,好回去报效祖国。我们怎能改变自己的初衷呢?

  他想借这次去巴黎的机会,托约里奥·居里订购一批仪器设备和图书资料,用来做原子科学研究,好打。运送回国,总估算在20万美元。

  李维汉找到了钱三强,说:「今天约你来,是商量一下你提的那个建议,中央研究过了,周恩来副主席认为很好。清查了一下现库,还有这个力量,决定支持你的建议。估计20万美元不是一次使用,因此在代表团款项中,先拨出5万美元供你使用。」

  周恩来在电报里特意批复:钱三强购买实验设备事,请先调查外汇如何汇去,实验设备如何运回。到之,具体情况待面谈。

  这番经历,让钱三强特别感慨,事后用文字记录下来:这些美元散发出一股霉味,显然是刚从潮湿的库洞中取出来,不晓得战乱之中它曾有过多少血与火的经历!

  在秘密访苏期间,等人想参观,被斯大林拒绝了,只给他们观看了有关核试验的纪录片。

  回忆起当时的感受,对身边警卫员说:「这次到苏联,开眼界!看来能吓唬不少人。美国有了,苏联也有了,我们也可以搞一点嘛。」

  但斯大林并不想中国搞核武器,他给出的理由是,社会主义阵营有苏联的核保护伞就足够,无须大家都去搞核武器。

  名字听上去很拉风,但在建所初期,国家经济困难,根本拿不出什么经费,而且西方国家实行禁运,也买不到仪器设备。

  于是,研究所一众人便「自己动手,丰衣足食」,到北京的旧货市场找零件,好自己制造仪器。

  有一次,理论物理学家彭桓武到天桥的垃圾箱里翻找零件,被警察误以为是小偷;

  王淦昌赶制一台便携式γ探测仪,需要一个10兆欧姆的淬灭电阻,他跑遍北京旧货市场找不到,只好自己动手绕制;

  杨承宗冒着大剂量危险,到协和医院旧镭氡装置上提取氡气,用来制成氡铍中子源;

  为了制作一套计数管的真空系统,李德平从北京灯泡厂弄来装了钨丝没有抽气的灯泡,接到真空系统上代用;

  就这样,短短几年时间,近代物理所许多领域的研究工作,从无到有,从少到多,就这样一点点搞了起来。

  李四光根据地质力学理论,对找铀前景持乐观态度,他指出:「一是要找富集带,二是要便于开采,在我国主要是在几个东西带上。」

  西北的铀矿地质队伍,可以说过着牧民生活,每天一人一匹马,手持着探测仪,按照一定比例尺进行普查找矿,沿途有蒙古包就借宿,没有就住睡袋,睡袋还经常有虱子光顾。

  白天的塔里木盆地,温度可达50摄氏度,进入天山后,又会迎来冰雹,口渴就喝天山上流下来的雪水。

  在西部的独龙山区,解放军第4521程团,甚至牺牲了十几名官兵,就为了找铀矿。

  1954年10月,队伍在广西钟山县发现了一条铀矿,尽管开采价值不大,仍然振奋人心。

  知道后,一定要看那块矿石,并三番叮嘱:「这个事情要好好抓啊,这是决定命运的。」

  恰逢赫鲁晓夫访华,提出对原子能、核武器感兴趣,希望苏联在这方面给予帮助。

  他稍做迟疑后,劝说应集中力量抓经济建设,不要搞如此耗费巨资的东西,不然中国国力难以承受。

  他还有一个不便明言的理由,那就是,自从苏联意识到核武器的威胁后,便向美国递交了备忘录,着手谈判防止核扩散的问题。

  苏联这边刚做出承诺,中国这边就要造,还要向苏联伸手,赫鲁晓夫当然不会答应。

  为了不给中国浇冷水, 赫鲁晓夫只能承诺,由苏联帮助中国建立一个小型实验性核反应堆,以进行原子物理的科学研究。

  1955年1月14日  钱三强、李四光等人接到通知,来到了中南海西花厅。

  周恩来深知国际形势严峻,前有杜鲁门,后有艾森豪威尔,动辄以做威胁,中国下一步该怎么做?这就是他召集钱三强等人的原因。

  三强,你清楚约里奥·居里先生的话,要反对,自己就要有,这是朋友的忠告,毛主席、党中央很重视这个意见。

  但前些年,对这件事一时还顾不上,有些条件也不具备。比如铀资源情况,总不能靠买外国的原料吧,再说,这样敏感的东西,谁会卖给我们呢。现在情况不同了,去年秋天,地质部在广西发现了铀矿。

  现在到了考虑发展原子能的时候,这件事迟早要做。今天先小范围做点研究,听听有关情况,便于中央讨论决策。

  会议桌上,放了一块铀矿石料,钱三强用自制的盖革计数器,接通电源,慢慢靠近矿石,立刻发出「咯啦」「咯啦」的响声,当把计数器移开,响声便停止了。

  几位领导人十分好奇,亲自上前做实验,同样现象再次发生,引得大家笑声不断,气氛活跃起来。

  李四光对我国铀资源情况做了全面汇报:经过一年普查,在西北、中南、华东等地发现放射性异常点达200多处,确认有远景的矿点11处……

  「我们的矿石还有很多没被发现嘛!我们很有希望,要找!一定会发现大量铀矿。」

  今天听了好多情况。我们的国家现在已经知道有铀矿,进一步勘探,一定会找出更多的铀矿来。

  我们训练了一些人,科学研究有了一定基础,创造了一定条件。这件事总是要抓的。现在到时候,该抓了,一定可以搞起来。

  「苏联政府已经来信,愿意给我们提供援助。苏联对我们援助,我们一定要搞好。我们自己干,也一定能干好。我们只要有人,又有资源,什么奇迹都可以创造出来!」

  餐厅里摆了三张四方桌,每桌有6个普通家常菜。平常不大喝酒的,这时端起了一杯葡萄酒,站起来,大声说:

  1955年4月27日,钱三强与苏方谈判,签订了两国发展原子能的协定,协定包括:

  由苏联帮助中国建造一座功率为7000千瓦的重水实验反应堆,以及一台磁极直径为1.2米的回旋加速器,并接受中国工程技术人员和核物理研究人员赴苏培训和实习。

  钱三强和刘伟一起到北京郊区选址,为反应堆和加速器安家,最后,他们选定了西南郊房山县。

  1955年6月,一封来自海外的求救信,避开了美国特工的筛查,来到了陈叔通手里。

  自1947年9月拜别后未通信,然自报章期刊上见到老先生为人民服务及努力的精神,使我们感动佩服!学森数年前认识错误,以致被美政府拘留,今已五年。无一日、一时、一刻不思归国参加伟大的建设高潮。然而世界情势上有更重要更迫急的问题等待解决,学森等人的处境是不能用来诉苦的。学森这几年中唯以在可能范围内努力思考学问,以备他日归国之用。

  但是现在报纸上说中美交换被拘留人之可能,而美方又说谎,谓中国学生愿意回国者皆已放回,我们不免焦急。我政府千万不可信他们的话,除去学森外,尚有多少同胞,欲归不得者。从学森所知者,即有郭永怀一家,其他尚不知道确实姓名。这些人不回来,美国人是不能释放的。当然我政府是明白的,美政府的说谎是骗不了的。然我们在长期等待解放,心急如火,唯恐错过机会,请老先生原谅,请政府原谅!附上《纽约时报》旧闻一节,为学森五年来在美之处境。

  对于这一封非同寻常的海外来信,陈叔通深知它的分量,当天就送到周总理那里。

  周恩来立刻作出周密部署,让外交部火速把信转交给正在日内瓦举行中美大使会谈的王炳南,并对王炳南指示:「这封信很有价值。这是一个铁证,美国当局至今仍在阻挠中国平民归国。你要在谈判中,小鱼儿高手坛论58181。用这封信揭穿他们的谎言。」

  曾与钱学森共事的金贝尔,深知钱学森的价值。此前,他曾致电美国司法部,说出那句国人皆知的名言:「一个钱学森抵得上五个海军陆战师,我宁可把这个家伙毙了,也不能放他回红色中国去。」

  因此,钱学森被非法拘留在特米那岛屿,受尽精神折磨,美国人想摧垮他的意志,好放弃回国的想法。

  「我被禁止和任何人交谈,夜里,守卫每15分钟就来亮一次灯,使我没法好好休息,这样的痛苦经历,使我在这么短的时间里瘦了30磅。」

  随着这件事的影响越来越大,美方不得不释放钱学森,并进行驱逐,但同时又仍不允许他离开美国,因为他的离去显然不符合美国的利益。

  会谈开始时,美国大使约翰逊矢口否认美国政府扣留了任何中国公民。他宣称,美国政府在1955年4月就取消了扣留中国学者的法令,允许他们来去自由。

  的评价是:美国人把钱学森当成5个师,在我看来,钱学森比5个师的力量大多啦。

  钱学森是研究火箭和导弹的专家,为此,彭德怀约见苏联军事总顾问,希望苏联提供火箭武器方面的图纸、资料。

  见苏联那边没什么指示,周恩来当机立断:导弹研究可以先突破一点,不能等待一切条件具备。立即抽调力量,组织机构,培养人才。

  10月8日,以钱学森为院长的导弹研究院成立,中国的导弹事业开始走上轨道。

  50年代中期,苏联对援助中国的态度,其实一直始终处于摇摆之间,既没有拒绝,也没有答应,保持着消极态度。

  对于中国希望发展导弹事业的请求,苏联认为中国的基础不牢固,建议从培养干部开始,比如接受50名中国留学生前往苏联学习,等情况成熟后,再来谈其它。

  也由于苏联的犹豫拖延,www.349567.com,中方在第二个五年计划中,只能紧缩投资,减少国防建设项目。

  1957年1月14日 ,苏联又在联合国大会上提出了一份禁止核试验的提案,认为拥有的国家数量增长,会使国际局势复杂化。

  赫鲁晓夫采取手段制服政治对手后,急切需要得到各国,特别是中共的认可和支持。

  中共中央连夜开会,讨论了苏联党内斗争问题,确定的基本方针是:从承认事实,分清两派是非观点出发,支持新的苏共领导机构。

  苏方代表团团长、经委会主席甚至友善提醒:你们提出的这些产品型号,性能已经不ok了,还是换更新的型号吧。

  9月14日,苏方提交了协定草案,这位经委会主席再次对说:「这种协定,在苏联外交史上还是第一次,因为中国是最可靠、最可信托的朋友!」

  被东斯拉夫人的热情所打动,开会时强调:苏联政府这次很热情,很诚恳,很慷慨!

  根据协定,苏联将援助中国建立综合性原子工业、研究和生产、提供的教学模型和图纸资料;向中国出售用于铀浓缩处理的工业设备;帮助中国进行导弹研制和发射基地的工程设计,提供导弹样品和有关技术资料,派遣技术专家帮助仿制导弹。

  在苏联专家的帮助下,实验性反应堆和回旋加速器相继建成,还培养了一批中国科技人才。

  当时,充满信心:「就是这么大的东西,没有那东西,有人就说你不算数。那么好吧,我们就搞一点,搞一点、氢弹、洲际导弹,我看有十年功夫完全可以。」

  1958年4月18日,苏联国防部长致函彭德怀:为了指挥苏联在太平洋地区活动的潜艇,希望在中国境内,共同建设一座大功率的长波无线电中心,资金可主要由苏方承担。

  可是我们不可能拿原则、拿主权去讲这个和气。我们的原则是不和任何国家搞军事同盟。

  经过慎重研究,彭德怀于6月10日复函:中国政府同意建设长波电台,欢迎苏联在技术方面给予帮助,但一切费用由中国承担,建成后,所有权归中国,使用权归两国共有。

  长波电台的事还没谈妥,苏联驻华大使尤金向转达了赫鲁晓夫的新要求:建立一支共同潜艇舰队。

  「我们已经试制出很先进的新型潜艇,这种潜水艇是为了在太平洋对付美国第七舰队。但是苏联的自然条件,不能充分发挥新型潜艇的作用。中国的海岸线很长,条件很好,希望在中国的某个地方建立一支共同潜艇舰队。」

  中国的潜艇实力很弱,所谓的建立共同潜艇舰队,说白了,就是苏联独家的潜艇舰队。

  彭德怀更是愤怒:「电台架在我们岸上,潜艇驻在我们港口,天天在我们的海底转悠,这叫什么事?」

  周恩来也表态:「一个联合电台,一个联合舰队,中国海防就不在自己手里了。请神容易送神难,一旦进来,再想让他走就没那么容易了。」

  第二天,尤金大使继续表示:建立联合舰队是为了对付美国,建立长波电台是为了指挥潜艇,且必须在中国建。

  「在我们最困难的时候,苏联人民给了我们宝贵的援助。滴水之恩,当涌泉相报,我和中国人民都不会忘记的。但友谊和主权不能混为一谈。其他问题都好说,主权不行。」

  「英国人、日本人,还有别的许多外国人已经在我们国土上待了很久,被我们赶走了。我们再也不想让任何人利用我们的国土来达到他们自己的目的了。」

  为了接受苏联的模型和图纸资料,国家成立了核武器研究所,也称为九局。

  九局局长李觉找到钱三强,说:「现在最需要一位能够担任理论部主任的科学家,这个主任业务要很强,一般强都不行。」

  研究,本是一件很苦的事情,钱三强盘算着该怎么将这个利弊双关的消息告诉他。

  他想给邓稼先留下一段缓冲余地,装作漫不经心,说了一句含糊不清的话:「稼先同志,国家要放一个大炮仗,调你去做这项工作,怎样?」

  入夜,他在床上翻来覆去,难以入睡,夫人许鹿希试探性问:「稼先,是不是有些什么事儿?」

  邓稼先不知怎么回复,等许鹿希再问了一遍后,才缓慢开口:「我要调动工作了。」

  邓稼先克制住自己的伤感情绪后,开了口:「我今后……恐怕照顾不了这个家了,这些全靠你了。」

  搞,意味着从此必须隐姓埋名,不能发表学术论文,不能公开做报告,不能出国,不能和朋友随便交往,这些他很清楚。

  仅隔了一会儿,他的语气又变得坚定:「我的生命……就献给未来的工作了。做好了这件事,我这一生就过得很有意义,就是为它死了也值得。」

  当时家里有两个小孩,而且爷爷奶奶都得了肺病,自己还要兼顾事业,身上压着许多重担。只是她选择自己默默承担一切,对他说:「放心吧,我是支持你的。」

  之后,他正式进入九局,担任理论部主任,选定了中子物理、流体力学和高温高压下的物质性质,这三个方面作为主攻方向。

  那时九局还没有房子,只能将北京城外的一大块地方划出来作为院址,庭院里还有一大片高粱地。

  邓稼先和一群副研究员,全部投入到施工行列,砍高粱、挑土、平地、修路、抹灰、砌墙,做着建筑工地的各种杂活。

  这些大学生的专业,既有物理、数学、冶金、建筑,也有外文,却唯独没有一个是核物理的,大家对这方面都是一片空白。

  但当时条件极差,许多理论书籍做不到人手一本,比如柯朗的《超音速流和冲击波》,整个北京图书馆没有第二本,而且还是俄文版,他们只能手刻蜡版,自己油印。

  晚上加班是家常便饭,邓稼先甚至可以站在黑板前直接睡着,在打了个盹后,又继续投入到工作中。

  有一天深夜回家,他看见自己5岁女儿和3岁儿子互相搂着,坐在房门外的楼梯上睡着了。妻子不在家,他把晚饭时给孩子开门的事给忘记了。

  第二次,是关于他的年迈母亲,备受哮喘病折磨,在体弱多病、最需要他照顾的时候,自己却不能在她身边,以至于拖到病情加重。

  实际上,到九院工作后,邓稼先回到家里说话就明显减少,和朋友亲戚们的见面机会就更少了,整个人沉默寡言。

  因为研制的保密范围太大,做什么不能说,在哪里不能说,和谁在一起工作不能说,甚至许多不相干的事,也被圈起来禁止讨论,总有间谍善于分析,能从毫不介意的细节中测推出许多重要情况。

  苏联专家在讲授内容时,有严格规定,不能显露自己关于其他方面的知识,而且因为中苏关系恶化,更不敢放开手脚帮助中国同行。

  但在中国核工业系统的两百多名苏联专家,态度不同于苏联政府,他们不是铁板一块。

  有的专家对中国很友好,态度和蔼,尽管不敢突破政府的限制,但只要不涉及的内容,他们会和中国专家们谈笑风生,天南地北什么都聊;

  也有的专家,在国内学生反映对讲课内容记录不完全时,甚至会将许多讲课内容抄写给他们,十分友善;

  有的专家则态度恶劣,在讲课时,会强调「不允许做记录,你们大致有个概念就行」,并且在黑板上每画一点图,就会擦掉,甚至要求做了笔记的同志,会后一定要收回来。

  他要求大家先学习俄语,理由是掌握了俄语才能进行工作交流,其他问题则一概不谈,被大家称为「哑巴和尚」。

  他一个个找技术骨干谈话,分别根据他们研究和承担的任务,要他们找几个问题,从浅到深,从小到大,主动找苏联专家询问,逼着哑巴开口,不断挤牙膏。

  但列捷涅夫是油盐不进,只要被问到核心问题,一律是万金油回复:「你现在先把俄语学好就行了。」

  刘长禄曾带一本《火工品》去向他请教,当问及同步装置是否用一种电子元件时,他直接扔掉《火工品》,生气道:「现在提这个问题不是时候!」

  哑巴和尚回复:「你为什么不问原子核物理学家要不要在开满鲜花的环境里工作呢?」

  在当初的援助协议中,苏联要向中国提供模型和相关资料,但苏联三番五次推脱,迟迟没有兑现。

  原来,在当时已经有一枚样品被组装起来,一直放在车站,随时准备送往中国。

  苏联高层明白,同中国的关系已经恶化到了不可挽回的地步,却又不想撕毁合约,只能推迟送样品的时间。

  朱光亚试着将苏联专家讲的东西汇总起来,重新整理,但这些材料,只起到了入门作用,对具体如何研制,基本没有涉及。

  为了拖延时间,苏联一些保密专家甚至挑剔起来,先是说模型厅的地面不够平,于是邓稼先和一群人立即平整地面,使它平滑得用水平仪也测不出偏差。

  专家又说,窗户上没有加铁栏杆,然后铁栏杆也用最快的速度加上。专家还说保密条件不够,于是邓稼先又加设了「足迹地带」,并按他们的要求一项一项补建。

  直到保密专家再也挑不出任何毛病时,就开始保持沉默,反正中苏关系也到了恶化边缘。

  过去,苏方索要的是中医、中药、种籽及农业、手工业等传统技术和资料。从1959年开始,苏联大量索要工业新技术、尖端技术和中国重要资源、重大工程项目的资料。

  我们和西方国家达成协议,都想禁止核试验,并且快成功了,如果这时候被他们知道,这些核武器样品和资料交给中国,那会严重破坏社会主义国家的和平环境,让国际局势紧张。

  信的最后,苏联强调:「放心,一旦发生战争,苏联拥有的核武器将用来回击任何侵略者的侵犯,保卫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各个国家。」

  也就是说,苏联将为中国提供核保护伞,也有能力……提供核打击,如果中国不听话。

  赫鲁晓夫违反协定的做法,让中方领导人很愤怒,知耻后勇下,将首枚研制工作,定为「596」工程,也就是1959年6月,时刻铭记在心。

  庐山会议上,周恩来向、刘杰传达了中央决策:「自己动手,从头摸起,准备用八年时间搞出。」

  1959年9月初,赫鲁晓夫访问美国,同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进行了3天会谈。

  赫鲁晓夫谈到了中印边界争端问题,指责中国「是一个好斗的公鸡」,让苏联很难办。

  陈毅立即拍桌子,愤怒站了起来:「不让我们说,不让我们争,你是什么意思?12万多平方公里的领土,你让我们屁都不放一个,拱手相让吗?不是我们让你们难办,是你们太霸道,欺人太甚了!」

  第二天,赫鲁晓夫见到时,语气冰冷:「关于生产的事,我们是不是要把专家撤回去?」

  召开了党组会议:「毛主席让我们做好两手准备,那只手我们管不着,我们自己这一只手得干了,干起来再说!」

  1960年7月16日,苏联政府正式照会中国政府,要求召回全部在中国工作的专家和顾问,理由是:中国不肯听取苏联专家的意见,粗暴对待,我们无法再忍耐下去了!

  同时,苏联还单方面撕毁12个协定,终止了343项专项合同和257个科学技术合作项目,并要中国归还在朝鲜战争期间,购买苏联武器装备欠下的350亿元债务。

  苏联专家撤离中国时,带走了所有重要的图纸资料,还撂下一句话:「离开我们,估计你们20年也造不出。」

  尽管专家临走时,因为匆忙而掉下了一点碎纸片,上面有像眉毛形状的弧线和数字,领导要邓稼先整理,经过拼凑和分析,合成了一些以为可能有用的材料。后来才发现,这些内容完全没用。

  此外,苏联援建的9个项目被迫停工,成了烂尾工程;有些即将建成的项目,也因为缺少配套的图纸资料,推迟了建成时间。

  「苏联人民过去十年中在建设上曾经给了我们援助,我们不要忘记这一点。要下决心,搞尖端技术。赫鲁晓夫不给我们尖端技术,极好!如果给了,这个账是很难还的。」

  但其实,理论部的同志已经是靠自己干了,邓稼先早就对苏联援助不抱有什么幻想。

  屋漏偏逢连夜雨,苏联全面撕毁合约的时间,正迎上了「三年困难时期」,赤地千里,颗粒无收。

  尽管那个年代,人们热情高涨,干劲十足,但许多参加昼夜攻关的科技人员,都患上了浮肿病,腿上一摁一个坑。

  仅核武器研究所,就有差不多一半人得了浮肿病,还有不少人肝功能指标不正常。

  副所长彭桓武也患了浮肿病,他双脚肿得老粗,连布鞋都穿不进去,只好把鞋子提在手里光着脚走路,钱三强见了心里很难过。

  他再三叮嘱主管的负责同志,有再大困难,也要想方设法让科学家、工程技术人员吃饱,不能让他们饿着肚子搞,并且特别叮嘱二机部的领导:要各单位注意劳逸结合,不能靠突击。

  「我以革命的名义向大家募捐,请求你们立即搞一点粮食和副食品支援我们的试验基地吧,我们的科技人员太辛苦了,他们能不能活下来,是关系到国家前途和命运的大事!」

  他请求海军调些鱼和海带,各军区则调些猪、羊、牛肉,沈阳军区支援些黄豆、食油、水果来支援科学家,再三表示:要照顾好科学家,不能让他们的身体垮了。

  陈毅也发起号召:「科学家是我们的宝贝,要爱护。我这个外交部长腰杆子硬,也要靠他们。我们不吃,也要保障他们的起码生活。」

  各路支援物资运到后,发出指示:「募捐来的东西,要以党中央的名义,分配给每个专家和技术人员,行政人员一律不分。」

  有时候开完会,周恩来特意留下科学家们一起吃饭,并吩咐做了一大盆肉丸子炖白菜豆腐,外加几碟咸菜和烧饼、馒头,不停地动员大家吃:「这样的饭菜,又经济,有热量,营养又好,大家要多吃一点啊。」

  有一次,人民大会堂的工作人员见总理又在饿饭,就用茶杯盛上玉米粥送到总理座前的茶几上。总理一边当茶喝,一边倾听大家发言,竟忘了喝。

  每一个科研人员都充满热情干劲,没有多少灰心丧气,更没有消极沉闷,他们身形憔悴,眼里都仿佛透着光,仿佛有一种力量可以凝聚人心、顽强攻关。

  有时要精确计算某个数值,需要日夜三班倒不停地算,而算完的纸带子和计算机的穿孔带子,一捆捆地放入麻包中,从地板堆到天花板,可以堆满一屋子。

  当时我国最高级的计算机,是每秒1万次的104机,数量极少,各单位都要排队使用。

  邓稼先只能在计算所去算最重要的部分,然后剩余的其它运算,都用简陋的机子来完成,甚至是动用算盘,忍受的反复失败和折磨。

  他们需要获得一个制造中的关键参数,之前苏联专家随口告诉了一个数值,等他们自己验算时,才发现数值完全对不上。

  重复验算,是一个极其费时费精力的过程,这个过程不依赖任何灵感迸发,纯粹是用人力来填,有的只是痛苦麻木。他们每算一遍都有几万个网点,每个网点要算7一8个参数,每个参数要解五六个方程式,有时还需要进行替代。

  部长看着都有点担心,只能鼓励他们:「你们……干得不错,没有被困难吓倒。」

  整整一年时间,邓稼先领着一批人,从头到尾先后经过了9遍计算,最后才得出了正确数据。

  最特别的地方是使用铀235做核材料,同时采用内爆方式,与其他四个核大国走上完全不同的路径。

  有从苏联归来的王淦昌,他曾作为中国代表,在苏联原子核研究所当副所长,从事基本粒子研究。他知道国家在还苏联的债,于是在回国前一天,将节省下来的5万卢布(价值15万美元)交给驻苏大使,说:「我愿为祖国还债。」

  有赴英留学,并且师从马克思·玻恩(量子力学奠基人)的彭桓武,曾受命参与建设中国原子能反应堆工程,在得知钱三强的征询意见时,语气很坚定:「三强,这件事总要有人来做,国家需要我,我去。」也曾有人问他为什么回国,他的回答是:「回国不需要理由,不回国才需要理由!」

  有在美国康奈尔大学当教授的郭永怀,在接触机密资料,被问询「如果发生战争,是否愿意为美国服兵役?」时,他的回复是一个「不」字。到1956年,他和夫人冲破阻挠回国,担任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副所长,和钱学森并肩作战。

  有在英国皇家化学工业研究所就职的程开甲,同样师从著名科学家马克斯·波恩,在回国的行囊中,除了给爱人买的一件皮大衣外,全是宝贵的物理学书籍和资料,他心里认定:这些,都是祖国最需要的。

  这四个人,就如邓稼先一般,从此走进了一个陌生领域,名字成为绝密,消失在大众眼里。

  陈能宽,金属物理学家,1947年赴美国耶鲁大学物理冶金系留学,获得博士学位。1955年回国,任中国科学院应用物理研究所研究员。

  那是1960年的夏季,有一天能宽从单位回来,吞吞吐吐地对我说:「我要走了,要走很长时间。」

  我感到很奇怪,平时他说话不这样躲躲闪闪的。他沉吟片刻后,又字斟句酌地说:「如果组织上让我去一个你找不到,我也不能跟你联系的地方工作,你会理解吗?」

  那时候,我们的组织纪律观念都很强,他不说,我也不再深问,只是说:「如果是组织需要,我没有意见。」

  来自全国调集的200多名高、中级科学技术人员到核武器研究所工作,他们在这片土地紧张地开挖地沟,埋电缆,架设电线,一刻都不能停留。